快递流水线上的夜间零工:一天睡四个小时,多是北漂中年人

2021-04-2502:36:59 发表评论

快递流水线上的夜间零工:一天睡四个小时,多是北漂中年人

去往中转站的路上。图/周航

快递流水线上的夜间零工:一天睡四个小时,多是北漂中年人

摘要:白天上班,深夜在快递中转站兼职开叉车,这是一个31岁男子的北京生活,确诊新冠后,他的轨迹得到披露,令很多人感慨生活不易。

快递流水线上的夜间零工:一天睡四个小时,多是北漂中年人

很多人不知道,正是庞大的兼职者撑起了快递中转站的运作。他们来自全国各地,为一份可观的收入,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。

快递流水线上的夜间零工:一天睡四个小时,多是北漂中年人

《极昼》作者报名加入了这个队伍。和其他流水线一样,浪潮般的快递面前,每个人像个齿轮一样转动,头上还有一个声音永远催促着这些机械的运作:加速!加速!

快递流水线上的夜间零工:一天睡四个小时,多是北漂中年人

文|周航

编辑|王珊

旷野之地“上班的,快过来!”

随着远处一声呼喊,地铁口稀稀拉拉的打工者朝马路进发。目标是一辆白色面包车,再晚就没地儿了。一个中年女子跑了起来,手里装水杯的塑料袋像在空中不停磕头,其他人也跟着跑起来。

这里临近首都机场,没有高楼,只有光秃秃的树干迎接冬日稀薄的阳光。第一次来,见到如此荒芜,阿龙差点掉头回去。阿龙20岁,脸上青春痘还没褪干净,要是没有疫情,正在一所高校食堂做帮厨,学校提前放假,他搬进网吧,在招聘网上挑了这份快递中转站的夜间兼职挣钱。

北方的冬天,整日吹着凌厉的西北风,每个人都包裹严实,棉衣、棉帽、手套,只露出眼睛。这群人中,阿龙格外醒目,他穿件白色长款羽绒服,前一天分拣快递袖子脏成黑色。衣服85块钱网购的,似乎不算暖和,他一边擤鼻涕一边抱怨这鬼地方,“连瓶水都没地方买。”

刘主管站在面包车旁,穿身黑色,夹个公文包,看起来30岁左右。打工者将他紧紧围住,争着唯一的笔,在本上签到。一个年轻人忘带身份证,遭到他的呵斥,没身份证给我回去。有人登记姓名超了线条,也挨了批评,“你他妈好好给我写!”

我和阿龙坐上面包车时,正好只剩最后两个座位。一头黄色卷发的东北大姐又来了,她连着干了十多天,很多人认出了她,跟她打招呼。东北大姐刚到北京没多久,住在西南边的丰台,来回四个多钟头,有时醒来先去做擦玻璃一类的兼职,再来分拣快递。

“晚上能熬,习惯了。”卷发大姐说,自己以前摆烧烤摊,睡两三个小时也够了。

“我不行,昨天来一天,我老公都说我疯了。”来自天津蓟县的燕姐带点娇嗔的语气说。她还是连着来了。主要工钱涨了,昨天210元一晚,今天230,“不来就亏了”。

等人的间隙,人们在车上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。大多是陌生面孔,但燕姐总能找到聊天对象。阿龙的婚姻引起她的兴趣,他和对象都不到结婚年纪,但在河北邯郸老家办了婚礼,彩礼出了20万。燕姐说,那还不算贵。燕姐也有个儿子,22岁,在北京打工,还没成家,这可是她现在最大的心事。

在车上,人们讨论最多的是怎么熬过夜晚。这是数十年来最冷的冬天,1月7日清晨,北京气温零下近20摄氏度,创54年来最低纪录。来自甘肃的霞姐那几天开始这份兼职。那可真是冷,她说,脚冻麻了,站都站不住。清晨下班,保温杯泼水,溅到杯子的水珠瞬间结成冰渍,摸上去滑溜溜的。一个年轻姑娘的形容更夸张,打一杯热水,放一会儿,再喝第二口结冰了。

臃肿的棉服逐渐塞满车厢,来晚的还有板凳,更晚的只能弯腰屈身站着。傍晚5点,人到齐了,这辆10座面包车载着十多个打工者,驶向两公里外顺丰某快递中转站。

我们即将抵达的园区,前段时间有两位晚班兼职人员确诊新冠。但大多数人没听说这个情况,有所听闻的也不特别在意。霞姐说,看着别人都在挣钱,自己闲着就特别着急。

车上放着粤语歌,Beyond的光辉岁月,窗外太阳恰好落山,霞光汇聚天边。不再有人说话,一些人闭上眼睛休憩,仿佛一场大战即将到来,战士们正在享受最后的宁静。

路途里,打工者在商店购买食物和水。他们报名的是另一个家中转站晚上8点的班。图/周航

流水线我是在一个本地兼职群里找到这份工作的。多个中介发了招工信息,关于它的介绍都是:“纯小件分拣,活轻松。”要求简单,“男女不限,18岁到55岁。”

兼职群里有形形色色的活。某项目招收保安,要求身高183cm以上,35岁以下。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特勤岗,更要求必须为退伍兵,30岁以下。还有一份招聘只说要29周岁以下成年女生,补贴一万五到八万,“身体无传染,身高1.5米以上即可”。另一些活听起来轻便,给指定短视频双击点赞,一个赞一块,但有人说进群得先交会员费。

相比之下,快递分拣工算是不错的选择。要求低,报酬高,当天就能见到现钱。

我们的领队四十多岁,娃娃脸,面色黝黑,大家叫他老黑。老黑也不是顺丰员工,和我们同属一家人力公司。老黑的一大工作是点名,他不认识像“振”这样笔画多点的字,但不影响他作为管理者的气势,“黄什么,这个字怎么读”,好像名字复杂是对方的不对。

他带领我们走进二号仓,车间七八米高,与室外一样冷,四周和中间都围满传送带。二层一个大平台,同样铺着传送带。

下午6点10分,距开工还有20分钟,队伍集结,老黑训话,让大家认真干活,这样第二天才能“把230块揣进兜里”。昨天一个大姐被管理看到只用一只手干活,老黑专门批评,“还有一只手不用干脆砍掉算了。”

今夜大概有上百人将投入战斗。举目所望,都是雇佣军,只是马甲颜色不同,代表不同人力公司。

很多人不知道,在快递中转站,外包工人要远多于正式工。根据公开财报,顺丰支付给外包公司的劳务费占比连年上涨,2019年达到员工薪酬的五倍。分析师说,此举能大幅节省人力成本。

所有人就位,我们这队的岗位是分拣线。一台机器罩着红色格子铁网,快速吐出传送带,像蛇吐出信子,一格接着一格。两侧锋利钢板围成的工位,不足一平米。一麻袋一麻袋的快件倾泻而下,要做的就是找到条形码,正面朝上,不断放入格子中央。

一些快递从外包装就能得知内容。泡泡玛特的盲盒,学而思的一套教材,亦或唯品会的衣服,网红零食店的食物。看起来和打工者们生活都相距甚远,但老员工就是一眼能知道,哪些能放进传送带,哪些属于易碎或生鲜而不能。

在这个小件分拣厂,最多的一类快递是信件,放起来轻松,但如果手套不合适,容易同时拿起两封。老黑巡岗时,几个新人手套都不合格,我们便只能摘下手套,在冬日里徒手分拣。

很少有喘息的机会。流水线设计得很精巧,只要一批货物拣完,“滑梯”便会继续转动,运来新的货物。每当此时,包裹如山体崩塌般涌来,必须用两只手兜着,才不至于掉到地上。

新来者很快就能适应节奏。两三秒完成一次投放,一分钟20个,一小时上千个。只是时间总是过得很慢。“就是熬。”很多人评价这份工作说。一直熬,熬到天亮,就可以挣到那份工钱。

我的工友大多处于生活的空档期。一个大四姑娘趁着年前来打工,之前她在电子厂,计件工资,总抢不过老员工,“除了吵架什么都没学会”。家装公司的推销员因为学不来设计,被淘汰了,来这里暂时落脚。当然也少不了周边省份农民趁冬歇来北京谋生。在这里,你甚至能找到自称是帮别人炒股的操盘手,趁着周末来兼职,还有基金公司的前销售员,被朋友“忽悠”过来了,权当体验生活。

很多人也是因为疫情失去了生计。小个子的霞姐在五星级酒店做保洁,客房生意不好,在顺义做面点师的黄姐,因为疫情店铺关了门,她们都住在远郊的农民自建房,想着年前再挣最后一笔钱。

为生活所迫的中年人算是雇佣军里的主力部队。这是兼职群的中介告诉我的,这些人通常干着保安、保洁一类的工作,空下来会兼职挣钱,也一直能做下去。只有一个白领从她这报名了这份临时工作,是一个国企银行的销售冠军,可能是因为担保出了问题,每个月要还2万块,只能趁夜间再赚点钱。

如果没有意外,在接下去的12个小时,所有人都会站立在这个转身都困难的小格子,重复一个动作。但意外也会随时到来。

这一晚,二楼平台的“翻袋”成了急需支援的岗位。我被老黑叫去了那里,每个倒货口旁,都已经堆积了几个人高的空麻袋。我的工作是将它们翻过来,寻找遗漏的快件。大概两个小时里,我翻了大概一百多个袋子,全部的收获是找到一封信件和一个小快递盒。

双十一,青岛,快递分拣开启“连轴转”模式。 图/CFP

齿轮干活的时候,燕姐什么都不想。这是她最喜欢这份工作的地方,“不用动脑”。

燕姐做过一些兼职,最轻松的是在口罩厂贴标签,坐着,有空刷手机,但那是去年上半年的事,口罩生意早不行了。她还去超市做过包装,同样是站着,没分拣快递省心。

燕姐一双大眼睛,看起来30岁出头,笑起来神采奕奕,她也爱笑。这让人一点看不出她命途的坎坷。孩子六岁那年,第一任丈夫出车祸去世,第二任丈夫也是跑车的,出轨,拿走十多万积蓄。她去东北开了一家饺子店,认识了现在的丈夫,在北京做保安,投奔而来。

丈夫工资不高,也就三千多,但燕姐知足了,起码每次钱都交她手里,能过日子。她46岁了,懂得如何从微小的幸福中感到知足,哪怕现在的丈夫对儿子“就那么回事”。

在北京,燕姐一直做月嫂,连着两年都在东家过年。一年下来,和儿子见面不超过24小时。今年说什么她都要给自己放个假,回不了老家,就一起在北京过个年。这段时间,她没接月嫂单,就寻思兼职挣点钱。儿子的彩礼钱十多万,她已经攒到了,可结婚得买楼,首付还要好几十万呢。

不过燕姐现在也不去想这些了。在她们农村,女孩子们都进城打工,早不兴相亲了,都是孩子自己谈。年底到处是用钱的地方,前几天她还给孩子大娘打了三千块,医疗保险,还有自来水管道的统一改造什么,都是孩子大娘垫付。来快递厂兼职的事她也没告诉儿子,儿子肯定不让她来,老公也不让,但管不着她。

比较起来,分拣快递收入已经算高了。但说轻松,也没人真觉得如此。干到后半夜,燕姐的口罩已经湿得透明,紧紧贴在嘴上,大眼睛也黯淡下来。

在中转站,没有活是真正轻松的。王小五曾被派去过卸货,一晚上下来,十个指甲都是淤血,至今没有消退。这个中年男人总穿件迷彩服上班,已经在这里兼职一个月,是我认识干得最久的临时工,他的名字来自于自己在家里排行老五。另一个做过小件卸货的大学生则说,干了一天,十天没缓过来。

卸完货,再经历人工分拣,快递再次进入传送带,之后有机器识别,按照投递区域,扫入麻袋。装袋需要人工用塑料扣条封装,燕姐做过这个岗位,那也是应接不暇的活,一袋没有打包完,新一袋就要满了,只能赶紧扣住阀门,挡住源源不断掉落的快递。

打包之后,又会有人用推车将包裹送到新的流水线。王小五说,这些快递还要再经过一次分拣,根据运输方式和目的地进一步细分,再倒入新的流水线。中转站里,没有一个部门是完全独立的,只有当所有的齿轮相互咬合,成山的包裹才能一夜间完成周密中转。

在这个车间的背面,我看到了中转站的最后一步,装货。一辆辆卡车等在流水线旁,打工者取下快递,整齐地码入车内。他们也穿着外包公司的马甲。事实上,即使是车间外穿着防护服来回消杀的人,也和我们一样临时聘请,按天结算。

在翻了两个小时袋,又回到分拣线做了两三个小时后,大概凌晨3点,老黑又将我带到了新岗位,码货。在中转站,时间也是分类标准,一些快件要求在早上6点半(我们下班时间)前发出,另一些则不用那么紧急,我需要整理的就是后者。

我提出自己报名的是分拣,而不是这个体力活,老黑没有训斥,而是像江湖大哥指点小弟一样,“人家女人都能卸货”,“要不是为了钱,谁愿意大半夜来这里呢?”他还说,自己的工资其实低于我们这些临时工,只有两百一天,干一天算一天。他一个月才休息两天,晚上总不停冲泡奶茶来缓解睡意。

都是为了这份工钱,运货过来的两个临时工也承受着超出身体能力的活。一个瘦小的山西男子,因为出汗眼镜低到鼻尖。他在北京郊区开了个金鱼店,冬天生意不行,来这里为自己还在读初中的小儿子攒买房钱。另一个年轻人左脚刚被推车碾过,起了个大水泡,一瘸一拐。他是来北京玩的,钱花光了,在这里赚点钱过年回去好买些年货。

做了一夜活后,我的右手多处皲裂。

加速!加速!从高处看,整个中转站仓库本身就是台精密的仪器,所有人都是仪器的一环。这台仪器明面上的最高权力就是那个喇叭。一个手持喇叭,握着喇叭的人是穿着顺丰员工的灰色制服,背后两个字代表他的身份:管理。

当仓库的运转失去平衡,喇叭会指挥生产线上的人调整岗位。更多时候,喇叭负责催促打工者:“加速!加速!”

越到后半夜,喇叭越兴奋,不停指挥工人加快速度,“倒!倒!倒!倒!给我倒!”“翻袋的快点,快点,太慢了,标准是一分钟三个!”“9号线,加速,加速!”

喇叭时不时还会使出最后威胁,“只要有一个袋没翻,不管几点,被我看到就给我走人!”一个老员工说,前一天就有人没翻好袋,半夜被赶回了家,没拿到工钱。

这一天,站在我身后的阿龙成了重点关照对象。前一天早上下班他在地铁上睡着了,路上折腾了四个小时,一天没睡又过来,上半夜就开始打瞌睡。每当此时,喇叭就会提醒“x号线,怎么有人睡着了!”

唯一被允许的休息时间是11点左右的晚餐,一人一份盒饭。这还是临近年关,又因为疫情人力紧张,给出的福利。

人们轮流吃饭,有时候没有吃完,喇叭就会催促上岗。后来午夜用餐改成了稀饭和馒头,盒饭则换到了第二天早上下班以后发放,有人边走边站在路边吃。

越到结束,喇叭越会鼓舞人心。还剩两个多小时,喇叭说,还有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,“加速,加速,坚持住,我们就打赢今晚的战斗了。”还剩一个多小时,喇叭说,“加速,加速,只剩半个小时了。”又半个小时过去,喇叭说,“加速,加速,最后一辆车了,干完就结束了。”

霞姐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快了,但喇叭一直提到自己的生产线,每次她都心跳加速,手忙脚乱。

霞姐是我认识的打工者里最愿意吃苦的人,她连续来这里工作十多天,一天不休息,每天睡四个小时。她只有36岁,却有一双皱巴巴的手。她和燕姐是朋友,在这里认识的,都住在西南京郊的农民房里。说是朋友,却也没什么时间了解彼此。

十年前霞姐逃离甘肃老家来到北京,只有一个想法,挣钱。她实在没法忍受婆婆,怀孕时连个鸡蛋都没得吃,挺着大肚子被赶去地里收麦子,甚至在药店花5块钱都被训斥一顿。现在反而是她每个月寄回去两千块,养着婆婆和两个孩子。她的老公念过大专,在北京找了份坐办公室的工作,每个月拿到手3000多,从不负责家里开销。

霞姐不会干别的,之前一直做保洁,一个人上两个人的班次。后来进了酒店,从三星级到四星级再到五星级,收拾客房一间十块,她一天最多能收拾四十多间,做到脸色蜡黄,抬不起胳膊,吃不下饭。

在酒店,她接受的培训是要待人礼貌,说话、走路都不能大声。在这里,她觉得实在“没有一点人情味。”

但王小五和燕姐觉得,那是因为霞姐没见过更严格的管理。他们都去过通州的中转站,那里的货物更多,管理也更严苛,“人家又不是养大爷的地方”。王小五老婆以前在台湾鞋厂上过班,那管理才叫厉害,“不骂你,说的很温柔,但是温柔地‘杀死你’,一分钟不干活,直接就叫你走,没有第二次机会。”

在中转站,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的压力。王小五看到不少人直接走人,大多都是年轻人。很多人干一天也不再来了,只有那些有生活压力的中年人才会坚持来上班,拿他来说,在安徽老家就有三个孩子要养活。

即使是老员工,也有忍受不了的时候。兼职的当晚,我就目睹了一起争执。半夜两三点,当头顶上的管理猛烈地挥手指挥时,身后一个干了三年的老员工朝着上头喊了三声,“你叫唤啥”。

管理听见了,随即回呛:“你说什么?”老员工不说话了。“你算老几,不干给我滚!“管理叫来了老黑,要求他带他离开。老黑试图求情,用轻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朝头顶解释,“我就这么两个老人”,但很快接受了事实。老员工走后,管理还是不解气,打了一个电话,“xxx(人力公司名)的,今天给我少算一个,他骂我。”

更聪明的人则会学会如何忍受,或者干脆忽略喇叭。甚至像王小五一样,享受分拣快递的快乐,越快越好,飞速地往传送带上放货,让他进入到一种忘我的境界,忘记冷,也忘记时间。

只要等到六点半,一切都会结束。老黑准时集结了队伍,带领我们离开中转站。出仓库的时候,好几个同行者一瘸一拐,可能是冻的,也可能是酸的。

清晨,货车驶入中转站。图/周航

燕姐的两只脚也支撑不住了。但她晚上还打算来,“过一天就好了。”虽然在餐馆里燕姐会神气地指示服务员,但在工厂里她一直是听话的,凭着这份听话以及维护中介关系的能力,她总能拿到最高等的收入,一般比其他人多十块,上午就能到账。

霞姐也会继续来,只有每天干活,挣到钱,她才觉得踏实。霞姐喜欢唱歌,靠一首青藏高原,在酒店年会拿过三等奖,在出租屋她也时不时边跳边唱。但前段时间,她回了趟甘肃老家,给两个孩子办转学,在县城租了房子,三四个月花了两万多,都是她自己攒下的。这次回北京,她觉得挣钱压力更大了,再也没心思唱歌,“感觉好像自己老了,唱不起来了。”

走出大门的时候,天还没亮,人群争着往一辆去往地铁站的中巴车里塞,直到车门都站满了人。身边又是一群陌生面孔,没有人说话,都静静等待汽车的发动。冬日的太阳迟迟没有升起,除了不断驶入中转站的货车声,公路上再没有其他动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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